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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通用6篇)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1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做为一支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它有着自己光荣的历史。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在各个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就曾先后建立了不同名称的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如警卫营、警备团、保安团、保安大队、保卫大队、保卫队、警卫队、政治保卫队、除奸团等,担负着保卫首长、警卫机关、肃清特务汉奸,看押罪犯和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在这漫长的民主革命动岁月里,这支部队都是人民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民军队一起成长壮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各级人民政权的相继建立,担负治安保卫任务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公安部建制领导,担负党中央、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治安保卫任务。同时,存较大的城市中,已有由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组建而成的公安总队、公安大队、纠察总队,在省、地区和县组建了警卫营、警卫连、公安大队、保卫队、执法队等,在铁路沿线组建了铁路公安武装。此外,在解放较晚的边沿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建立公安武装,当时,这些部队大部分属于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建制领导,一部分属于军队系统建制领导,主要执行警卫首长、机关,警备城市、剿匪肃特、看押罪犯、维护社会治安和守护铁路等任务。

  第一、建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49年10月--1950年9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保障民主改革的进行,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规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于一零年一至五月,将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经过整编,除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两个师和一个团)外,另新建和改建了三个公安师。十二个公安总队、一个纠察总队、一个警卫团、三个省公安团和若干个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和公安队。 同一时期,国家公安机关在边境上开始建立了边境管理机构和部队,开展了边防工作。

  第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0乍9月--1955年7月)。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一零年起,公安部队进行了全国性的整编,逐渐将编制、番号、供给、装备等各不相同的公安武装,整编为统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遵照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电令,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公安部队,于同年十一月八日成立了全国公安部队司、政、后、干领导机构,并相继成立了中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和铁道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华北地区公安部队(由军委公安司令部直接领导)。至一一年十月,按军委批准的总定额,接管和组建了二十个公安师另三个团。 省、市以下地方公安部队,遵照军委、政务院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联合命令,仍属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建制供给,其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政治工作,由各级公安部队司令部代管。 根据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批转公安部第一次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的决议》,公安部对各地的边防机构和部队也进行了整编。除中苏、中蒙边境外,各大区和边疆省、市先后成立了边防局(处或科)、边防分局、边防团、海防大队、派出所和检查站,隶属于公安机关。云南、西藏:边境以及深圳、珠海一线的边防任务,由迸驻该地区的解放军野战部队担任。 一一年九月,决定,将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于一二年上半年,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隶属于军事系统,担负内卫和边防任务。

  第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1955年7月--1957年8月)。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根据国防部一五年五月十二日批准的公安部队整编定型、定额方案,全国公安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国防部七月十八日公布公安军番号,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这次整编,将专区和县公安部队移交给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中央公安部成立武装民警局,各省公安厅成立了武装民警处。基本上又恢复了一二年以前的形式,同时,将担负岛屿、要塞守备任务的边防公安部队拨归将军区建制序列.中央大区和省直属公安部队改为公安军,军委、各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改为公安军司令部,撤销了省公安总队部机构,由省军区兼公安司令部。

  第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7年9月--1958年12月)。

  一七年一月,扩大会议为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决定裁减军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八月,公安军番号撤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原公安军司令部缩编为总参警备部,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国内卫、边防业务,指挥领导直属公安部队。七个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和三个军区公安部队、处亦于三月至八月先后撤销,沈阳、北京、济南、兰州军区司令部设警备处或卫戍勤务处,其他军区由作战、情报等有关部门负责内卫、边防业务工作。

  第五、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1959年1月--1963年1月)。

  一八年八月四日,党中央批准军委《关于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的报告》,决定于一八年年底,将公安部队担负看押劳改,守护铁道和一般厂矿企业的内卫部队,中苏、中蒙、中越边境、沿海内湾和对外开放口岸的边防部队,以及机关、学校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担负中央、各行(市)警卫、剿匪治安、守护重要铁道桥梁和军工厂矿任务的内卫部队,沿海边防部队,仍属军队序列。总参警备部与公安部十六局合编为公安部四局,各省公安厅以民警处为基础,成立了人民武装警察总队部,实行了以块块为主的领导关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领导和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战斗力,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党组《大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体制的报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在部队各项建设上,受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和公安业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

  第六、改称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63年2月--1966年6月)。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周恩来传达中央的指示,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番号。一月十六日,军委、公安部的电令指出:关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名称,业经中央批准,改称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起即启用新名称。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仍按现有规定不变,即继续实行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

  第七、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7月--1982年6月)。

  “文化大革命”前夕,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决定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起撤销公安部队这个兵种,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改编为第二炮兵指挥领导机构,将全国公安部队分别整编为独立师,团、营、连和县、市中队,归各省军区或卫戍区(警备区)领导。

  第八、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2年6月--)。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党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将人民解放军担负的地方内卫任务及其执勤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三个警种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安部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总部,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地区(市、州、盟)公安处(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支队,县(市、旗)公安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大队或中队。新组建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公安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接受上级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在编制序列、服装式样、供给标准、纪律要求、教材训练、边沿地区的协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经常性的工作,实行由公安部门分级管理、分级指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各级机关,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给合的制度,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供给标准,享受解放军的同等待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几十年来,虽然这支部队的名称、番号和领导体制几经变化,但实践证明,它是党和国家不可缺少的一支武俟力量。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支部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全体指战员的积极努力,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光辉业绩。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2

  大调研工作开展8个多月来,我县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紧扣中心工作,立足自身职能,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积极探索务实管用的新举措、新机制,撰写形成了一批高质量、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县大调研办将精选部分调研报告进行刊登,供各单位学习参考。

  本期刊发武义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董三军同志撰写的《我县“民办公助”保护历史文物的思考》。

  我县“民办公助”保护历史文物的思考武义县在省内素有“文物大县”的美誉,县政府历来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通过申请国保省保专项资金、积极争取县级财政资金开展重点文物修缮、采用“民办公助”筹措民间资金等方式,积极推进文物保护事业发展。

  “民办公助”是以群众为主体、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兴办各种社会事业的一种建设模式。以文物保护修缮工作为例,就是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以财政补助为辅,以文物所有人自筹资金为主,吸引民间资本,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用活用好财政资金,妥善解决修缮难题。

一、武义文物资源现状

  我县现有国保3处,省保10处,县保67处,文保点78处,登录点1457,合计1615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处,浙江省历史文化村镇6处(包含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按标准规范登录的1615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古遗址40处,古墓葬25处,古建筑1155处,石窟寺及石刻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80处,其他文物6处。其中古建筑占总量分布的71.5%,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占总量分布23.5%,这两类建筑占总量95%,成为文物修缮的重点、难点。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这些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情况,许多建筑甚至出于濒临损毁的境地,保存状况令人堪忧,亟需进行抢救保护。

  为了加大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20xx年开始,我县尝试以“民办公助”形式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修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经过数年的摸索,20xx年我县出台《武义县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和《武义县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实施细则》,加快推进我县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和“民办公助”项目建设。十多年来,累计对我县260余处历史文物进行修缮补助,补助资金达650余万,吸引民间资金达3500余万。随着我县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和“民办公助”项目实施,县内文物保护现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修缮后的宗祠、古民居等辟为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文化礼堂及老年活动中心等文体活动场所,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

二、推广“民办公助”

  保护历史文物面临的难题:

  近年来,随着“民办公助”的推广,我县历史文物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文物保护工作仍存在较大的阻力和难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文物工作调研,以在我县俞源、郭洞、山下鲍、陶村、履坦等古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为例,存在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

  1、保护意识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村庄建设如火如荼。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历史文物被拆建、改建,导致古镇、古街、古建筑等历史风貌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同时,人们对居住条件的改善愿望愈发迫切,不少古建筑已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已逐渐被拆改。由于忽视对文物资源保护,严重缺乏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缺乏“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受利益驱动,一些重要文物逐渐损毁或消亡。

  2、产权所有与保护修缮之间矛盾

  从我县文物的产权分析来看,县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属于私人所有的占62.2%,属于集体所有的占29.6%,国有的占7.6%。按照文物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可移动文物是按照“谁使用、谁维修”的原则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较难实施,人们认为保护文物是政府的事,应由政府投入,不愿按照文物法有关规定投入资金维修。特别是私人所有的部分民居产权牵涉人员多,若无人牵头或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修缮计划就被搁浅。属于集体所有的,很大一部分逐渐成为村民堆放杂物的公用建筑,无人对其展开保护、修缮,导致不少文物建筑损毁严重。

  3、资金投入与修缮费用的矛盾

  我县对历史文物修缮主要采用“财政投入”和“民办公助”两种形式,20xx年开始县财政每年安排资金300万元,用于民办公助费用在100万元左右,相对于我县丰富的文物和历史建筑资源,财政资金缺口是巨大的,只能部分补助。大多数文物位于经济水平欠发达的山区,经济基础薄弱,无力承担日常养护和抢修修缮工作,与此同时,社会资金的投入渠道狭窄,依靠群众集资,资金量有限,众多文物面临“没钱修、没人修”的窘境。

  4、开发利用与循环保护的矛盾

  随着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项目建设力度的不断推进,不少历史文物已经得以修缮,但也面临一个难题,开展修缮保护后,因缺乏有效利用,没有旅游、资金输入,往往闲置下来,修缮效果不能得到长时间保持,容易形成不良循环,对于出资者并没有相应的回报,修缮融资渠道就越来越狭窄,只能依靠政府投入。

三、深入推进“民办公助”

  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

  “民办公助”是缓解历史文物保护难题的有力探索,针对前期推广中面临的难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细化、深化,使“民办公助”项目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

  1、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实施

  针对当前我县文物资源多,修缮难度大等难点,要加大推广民办公助项目力度,加强财政补助引导,利用杠杆效益,撬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优势,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引导农户做好日常养护和抢救性修缮。对于古建筑而言,若能做好日常养护,可以大大降低大面积漏雨、霉朽、倒塌等问题,可以延缓衰亡的速度。对于暂不具备全面修缮条件的古建筑而言,这样的抢修是非常有必要的。

  2、进一步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比修复一件文物重要的多,这也是贯彻其他文物保护具体措施的重要前提。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借助文化遗产日、节庆活动等宣传平台,让文物工作见人、见物、见精神,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文物的保护仅仅靠政府是无法有效落实的,还需要带动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使老百姓充分认识到历史文物在展示形象、改善环境、提升品位、助推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带动作用,养成自觉保护意识,有效避免盗卖古建筑构件、对古建筑进行拆建等违法案件的发生,做到保护文物,人人有责。

  3、进一步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民办公助旨在通过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吸引民间资金投入,盘活文物资源。但面临古建筑多、维修规模大、所需费用高的难题,按照目前的资金比例情况,支持的范围很有限,无法扩大覆盖面,无法调动积极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资金扶持力度,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落实文物抢救修缮资金和日常保护经费,更进一步扩大民办公助功效,通过花小钱,赚大钱、赚长远钱、赚绿色钱。同时,还要增强文物自身“造血功能”,积极动员和引导各部门单位、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到文物保护中。

  4、进一步解决产权困扰

  政府、村集体可以通过货币补偿或者产权置换的方式收购古村落内古建筑和房屋产权,为古建筑最终进入市场提供可能,古建筑房屋原住户符合宅基地安置条件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安排宅基地建房,解决原住居民因新建住房拆旧建新而造成古村落破坏,以化解受保护古村落与农民新建民居之间矛盾。如苏州市市区依靠社会力量抢修保护直管公房古民居实施,允许和鼓励海内外组织和个人购买或租用直管公房古民居,实现产权多元化,抢修保护社会化、运作市场化。如金华澧浦镇用“招赘”令形式,用30年使用权换百万元修缮费,这都是对产权困扰的一种尝试。

  5、修缮保护要遵循相关原则

  我国《文物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对文物、古建筑进行修缮、保养必须遵守而不改变文物、古建筑原状的原则。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建筑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价值,一旦改变其样貌原状便失去自身特色,致使其科学研究价值大大降低。要在不改变其原样得到基础上达到修旧如旧效果。目前,对历史文物修缮查验情况来看,还是存在一部分修缮不合要求,就无法列入补助名单。在今后古建筑修缮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对古建筑的主体结构、部件造成破坏,要保持古建筑原有的时代风格和建造工艺。

  6、进一步加强对文物的有效利用

  随着时代发展进步,古建筑保护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将其合理利用,发挥最大的社会功能才是文物工作最终目的。利用好古建筑,不但需要充分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和观赏价值,还要合理凸显出其在物质功能上的作用,进而促进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民办公助修缮之后,积极探索修后利用,发挥文物社会功能,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可以用作民间博物馆、文化礼堂、参观游览场所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旅游开发,最为游赏纪念、经营服务等场所。通过综合考虑古建筑的文物价值、社会影响力、人文环境情况等,科学确定延续原功能、赋予新功能,历久弥新。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3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警营文化建设。笔者长期在基层消防部队工作,一直在探索基层消防部队的警营文化建设,恰逢此次参加全省政工干部培训班,得以学习和交流,现结合培训所得和工作实践,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基层消防部队警营文化建设现状

  虽然近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基层消防部队的警营文化建设有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特别在文化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初步达到了规范化的标准。今年以来,根据省总队的统一部署,基层部队深入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活动,正积极筹备组织参加省总队政工知识竞赛和课件大pk、辩论大比赛、“警营歌星”大决赛、警体活动赛、“爱拍dv”大比拼、文艺大汇演等活动。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警营文化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警营文化活动形式不新颖。现在的官兵基本上属于“80后”、“90后”,自我意识很强,善于独立思考,他们思维活跃,知识面宽,对文化娱乐也表现出多样化的需求。尤其是,基层官兵向往自由、宽松、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喜欢、热爱新鲜事物,而基层消防部队的日常文化活动除了打球、下棋、看报、看电视、上网,就是重大节日与驻地共建单位合办表演一些文艺节目,文化活动缺乏新颖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导致警营文化的种类比较单一,活动形式单调。

  二是警营文化设施利用不充分。近年来,基层部队配置了不少娱乐设施、运动器材、图书等,但有些活动设施未能被充分利用。如:配备的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尤其是西洋乐器,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的指导而长期闲置,成为摆设,战士们大多不会操作,或者是仅仅了解皮毛,根本谈不上运用乐器表演节目。

  三是警营文化官兵参与不积极。由于基层消防部队执勤任务繁重,训练项目过多,再加上近年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活动不断增多,致使部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警营文化活动,基层官兵对开展警营文化活动态度十分淡漠,即使有时搞了一些活动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警营文化生活始终处于低层次徘徊,离战士们的期望值还相差甚远,致使基层官兵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涨,尚未形成良好的文化活动氛围。

  四是警营文化活动成效不明显。基层消防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而警营文化建设是软件建设,有的基层消防单位认为警营文化建设可有可无,只重视练习及各种考核,认为练习及考核决定单位的名次。因此,对警营文化建设不是本着陶冶情操的态度,而是把它当作考核加分的一种手段,甚至只是在开展比赛或文艺汇演时,临时抱佛脚,短时间速成,仓促上阵,达不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二、基层消防部队警营文化建设现状的原因探析

  造成当前基层消防部队警营文化建设的现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思想认识上偏于狭隘。一些基层消防部队干部狭隘地认为,警营文化就是简单地开展文艺、体育活动,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是为部队的紧张生活调节一下气氛而已,没有将警营文化建设摆上一定高度来筹划,直接影响了基层消防部队警营文化建设的发展。当前,我们仍有少数大、中队干部文化育警意识不强,认为警营文化就是“打打球、唱唱歌”,排个节目就可以,没有认识到警营文化是与消防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4

  日本和美国近代人体生物学的进步少不了731受害者的血泪,活体试验。。。。

  731部队细菌实验3千受害者名单确认 学者建议申遗

  权威专家金成民近日对外公布最新史料发现——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余无辜生灵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用作活体细菌试验材料,无一生还,研究人员已获得3000余受害者确切名单。专家指出,这是揭露侵华日军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众所周知,日本法西斯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罪恶目的,违背国际公法组建“731”部队,惨绝人寰地利用各种非人道手段研究、生产生物武器。为掩盖罪行,“731”部队在日本战败溃逃时,对设在平房区的本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侵华日军的最高机密、“731”部队在中国利用活体进行细菌试验的绝大多数罪证资料被销毁。数十年来,包括已故原“731”罪证陈列馆馆长韩晓在内的研究人员,查阅了大量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及日伪档案资料,陆续发现成批及零散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日文档案中的“731”部队活体实验直接文件资料。经过多年研究,专家确认“731”部队活体细菌实验3000余受害者确切名单,这是揭露“731”活体实验这一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专家指出,大量资料及证词证明,“731”部队活人实验曾经施之于中国人、蒙古人、前苏联人、朝鲜人以及荷兰人、英国人。此次确认的3000余受害人名单,只限于“731”部队在平房细菌基地进行活体细菌实验时的受害者,受害者资料除姓名、别名、原籍、出生地外,还有年龄、职业、住址、受教育程度等详细内容,个别受害者还有照片。

  据介绍,专家在近年的寻访中,同时获得了多名“731”原队员有关“731”部队在平房区进行活体实验的直接证词。“731”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说,每年被押进“731”部队本部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至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最保守估算,5年内至少有3000人丧生。

  据悉,3000余名受害者确认名单将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对外陈列。

  哈尔滨部分学者建议将731细菌战遗址申遗

  核心提示: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存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731遗址”。作为二战三大战争遗迹之一,“731遗址”历经二十余年的保护开发,已成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受到世界瞩目。

  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先后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后,哈尔滨市一批致力于“731遗址”研究的专家学者萌生了为“731遗址”申遗的想法。近日,获悉我国20xx年申报世界遗产名单出现空缺后,市政协文史委、市农工党、市社科院联合提交《加快推进哈尔滨市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步伐》的调研报告并呼吁:加快“731遗址”申遗,让哈尔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和平都市。

  良机当前,“731遗址”现状如何?距离申遗标准还有多少差距?“冲刺”申遗有哪些远景规划……记者日前走进“731遗址”,与专家学者对话。

  独有世界最大细菌战遗址群

  据市农工党有关人士介绍,目前“731遗址”列入保护的主要有本部大楼等23处遗址,主要集中在平房区的新疆大街以北、兴建街以东、文海街以西区域。另外几处遗址,除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外,基本位于集中遗址区周边。

  从1982年开始,哈尔滨市加强了对“731遗址”的保护开发。1999年下半年至20xx年初,省市政府先后投入2800万元,启动一期遗址保护工程,目前开放面积已达10.4万平方米,每天接待300余名参观者,馆展和流动展出累计接待300余万人次,遗址先后被认定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认为,“731遗址”是当今世界上保存的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是具有警示意义的世界遗产,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反省历史、警惕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申报资格的六项标准,“731遗址”符合其第六条标准,即特殊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1979年)和广岛原爆遗址(1996年)就是依据该标准申报成功的。

  申遗是对遗址的最好保护

  近年来,哈尔滨市多个部门一直致力于“731遗址”申遗工作的开展。20xx年10月,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研究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市农工党有关人士认为,申报世界遗产本身就是一次对遗址最好的保护行动,将在价值定位、法律法规、前景规划、土地归属、管理体制、资金投入、展示陈列、合理利用等各方面对“731遗址”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定位。“731”遗址是哈尔滨市独有的与世界接轨的资源,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将成为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教育的重要阵地。如果“731遗址”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并纳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将进一步促进整个城市的对外开放和交流,这也是衡量哈尔滨市对“731遗址”保护与开发效果的重要标志,其意义非同寻常。

  远景建成世界战争遗址公园

  据了解,目前相关人员已编制完成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保护规划》。预计通过二三期保护开发工程,“731遗址”规模将增至现在的三倍,并建成世界战争遗址公园。

  “虽然遗址本身不会说话,但每一处遗址作为无言的铁证会告诉世人真实的历史”,专家建议,应以遗址展示为重点,形成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立体开放展示格局,做好四方楼特设监狱地下、动力班地下回水库、小动物地下饲养室等地下遗址的开发展示。同时,应在“731遗址”主题公园内设计几处与遗址相协调的现代景观,如殉难者碑、供词碑或证词碑、牺牲者碑、和平之火塔等人文景观。

  据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看,“731遗址”还暂不具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一些条件,如仍有部分遗址被占用,不能对外开放、影响整体格局;“731”学术研究人才少;缺少地方性法规等等。为此,在多年专门研究和专题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专家们提出:哈尔滨市应尽快制定《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遗址保护条例》,使“731遗址”得到依法保护和管理;应建立“731”国际研究中心,引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人才,并吸引各国研究者前来调查研究,进一步扩大“731遗址”的国际关注度;同时做好罪证挖掘工作,集中力量全方位、立体地展开申报格局。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5

  20xx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心策划,登上宫城县松岛市航空自卫队基地编号为“731”的教练机,在座舱里弄姿作秀、竖起大拇指招揽记者拍照。其照片在媒体刊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媒体批评说:“安倍晋三的这张照片相当于德国穿纳粹军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正告安倍政府:“我们希望日本好好反省他们的侵略历史,正确看待这段历史”,并奉劝日本不要美化战时历史,才能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20xx年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xx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三、一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邪恶部队

  731 部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罄竹难书。

  1.受害范围广。

  日军的细菌战遍及其铁蹄所到之处,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使用了细菌武器。特别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吉林长春、农安,山东西部,江西上饶、广丰,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义乌、云和、江山、龙游、丽水,湖南长沙、常德,云南西部等地区,细菌武器造成的危害更大,致使以上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性大流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

  2.遇难人数众多。

  据我国常德市1999年11月4日编制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记载,仅常德一市,被日本细菌武器致死的人数,有名有姓的就达6491人,在名册中,记载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证明人等准确信息。据浙江义乌1999年的调查报告《浙江省义乌市日军细菌战鼠疫死难者同胞名册(1941-1943年)》记载,义乌有1315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云和县编制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死亡同胞名册》,记载了781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编制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调查与名录》,记载了5547人死于日本细菌战,也有详细的受害者姓名记录。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四地就有1413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一书的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这些亡灵,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同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而始作俑者,正是邪恶的731部队!

  四、一支欠中国人民血债至今未得以清算偿还的邪恶部队

  从1995年开始,我国民间发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活动”。很多参加诉讼活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道歉信息,带着悲愤离开人世。日本保存的大量731部队的档案资料不对外公开,披露真相者受到各种威胁,给世人了解历史、清算731部队罪行人为设置障碍。731部队欠中国人民的血债至今未得到清算和偿还。

  1.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秘密销毁证据。

  日本投降前后,731部队绝大多数成员逃回日本,为逃脱战后审判,他们竭力掩盖其在731部队的经历,采取隐居、更换姓名、甚至假死的方式企图逃脱战犯审判。

  为掩盖731部队惨绝人寰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把特别监狱里尚未使用的实验对象(即“马路大”)全部处死,把重要资料、仪器烧毁、转移,把731部队的用房、设施尤其是特别监狱和焚尸炉统统炸毁。1945年8月10日凌晨,731部队全营区戒严,全体官兵开始秘密毁灭证据。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通过毒气管道灌注毒气,毒死7号、8号监狱的抗日志士,未被毒死者则补以枪弹,然后将尸体堆集用汽油焚烧,大火持续烧到12日,才将尸体焚烧完毕。8月13、14日,将731部队的监狱、焚尸炉、研究室、实验室等全部炸毁。随后,731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回日本。

  2.美日间的肮脏交易:逃回日本的731部队战犯逍遥法外。

  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政治走向,但美国的一些当政人,为了得到细菌战的相关资料,最后以豁免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进行了一场肮脏交易,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秘密资料。此后,美日联手,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甚至“遗忘”这支邪恶部队的存在,铁幕重重,秘而不宣。但中、日已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公布的部分731细菌战情报,已揭开铁幕一角,铁证如山!

  731部队逃回日本的全部成员因这场肮脏交易,得以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此逍遥法外。这些原本应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脱掉恶魔的外衣后,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直到1960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中,还有人凭借在731部队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成果”发表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试举几例731部队成员战后任职情况。

  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炭疽班班长植村肇,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长友浪男,任北海道副知事;金子顺一,任防卫厅主任研究员;中黑秀外之,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增田美保,任防卫大学教授。

  在医疗机构任职的有:植物研究班班长八木泽行正、痢疾研究班班长江岛真平等,在厚生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病毒研究班班长笠原四郎,任北里研究所副所长。

  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有: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石川太刀雄丸,任金泽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任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长;伤寒班班长田部井和、霍乱班班长凑正男,任京都大学教授;X光班班长宫川正,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另有多名731部队成员创办了医疗企业和私立医院: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和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合作创办了绿十字公司,聘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担任绿十字公司最高顾问、东京分社社长,聘任新加坡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大田黑猪一郎担任绿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长;第三部部长江口丰吉、教育部长园田太郎、鼠疫班班长野口圭一等战后都建立了私人医院对外营业。

  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处理是战后美国处理日本问题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全面系统持续地惩治战犯,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复活军国主义保留了孽根,成为了今日安倍政府恣意妄为、一意孤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3.持续的祸害:细菌战遗患至今犹存。

  时至今日,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留下的遗患,仍然危害和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731部队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通过多种途径征购大量老鼠,以及用作实验材料的黄鼠、白鼠、兔子、猴子、马、牛、羊、骆驼、鹿等,还为传播传染病培植了大量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媒介物。特别是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鼠疫实验,生产了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1945年8月,731部队在逃跑前夕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这个“火药桶”被引爆,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疫源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疫源地,危害难以估量,后果极其严重。在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日本细菌战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二战期间,731部队生产制造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数量惊人,其足以使整个世界感染疾病,致使全人类灭亡。

  五、从安倍推崇这支邪恶部队看安倍政府向何处去

  今天,揭露日本731部队的邪恶罪行,不仅是要为那些不能安息的亡灵清算这笔从未得到偿还的滔天血债,更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能够深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戕害人类的本质,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严重危险性。

  安倍选择乘坐“731”号飞机,以731邪恶部队为荣,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这一看似神经兮兮的举动,与他上台之后一连串意欲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是一脉相通的。安倍及其身边政客肆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战争责任、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慰安妇问题、挑起钓鱼岛争端、力推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是其内在的军国主义情结的真实袒露,都是其意图复活军国主义“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这些极为傲慢的言行,是对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所有亚洲国家人民的严重挑衅。人们有理由要问:安倍首相,你是在做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吗,是在做靠侵略扩张走出二战前那样的政治经济困境的迷梦吗?安倍的这些言行和迷梦,就是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极大危险性的明证!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告诫世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全世界都要警惕安倍,都要警惕安倍政府,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将是亚洲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灾难。一战前后的历史教训、二战前后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安倍及其身边政客的种种行径告诉我们,今天的日本正走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正走在靠制造国际危机转嫁国内危机的道路上,正走在不择手段谋求重获发动战争能力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上。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复活之日,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就是世界大国重开战事之时,就是各国人民苦难降临之时!

  731部队的邪恶历史,记载着中国人民屈辱的过去和悲惨的记忆。今天,我们砸开人为的铁幕,启封历史的真相,再环顾生产过海量细菌武器的魔窟内的残垣断壁,清点无数仍浸泡在血腥里的罪证遗存,不能不唤起令人窒息的悲愤。这些战争遗迹和罪证遗存,承载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大责任,必须保护好、管理好、使用好,以警示当代人和教育后来人。历史不被忘却,人类的前景才有光明!

2024年部队调研报告 篇6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党的作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部署;党的xx届三中全会强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面对新形势,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是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近一段时间学习和思考,结合正镶白旗实际,就如何加强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

  近年来,正镶白旗始终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固本强基、推动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紧紧扭住加强x村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关键点,认真落实党建责任制,全面启动“基层干部素质提升”工程,构建“选任、监督、管理、激励”四位一体制度链,着力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x村干部队伍;围绕“服务群众、作群众工作”新定位,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促动“双服务”上下延伸,推行结对服务、点单服务、承诺服务和代办服务,开展了“十星级x村党组织”创建、“百日大调研”、“五个一”千村帮联及“党代表下基层”等系列主题活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职责意识和素质能力明显提升。

  但同时也要看到,面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落实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基层服务对象、工作要求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化,我们在x村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不适应”。一是思想观念不适应,服务意识转换慢。按照创建基层“双服务”的目标要求,x村干部在角色上由“指挥员”向“服务员”转换,但当前x村干部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转换,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现象。二是素质能力不适应,作用发挥相对弱。农牧民党员年龄偏高、文化素质偏低、带富能力偏低的“一高两低”现象比较严重,在发展农村牧区经济、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上思路不宽、办法不多,缺乏创新意识,发挥组织带动作用不到位。三是力量补充不适应,后备乏力人才少。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人口的转移,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中青年农牧民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业,x村人口老龄化和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明显,造成了x村班子“人难选”的现象。四是经济基础不适应,集体经济相对薄弱。x村集体经济收入普遍不高且收入渠道单一,部分x村集体收入空白,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必要物质条件和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实力。五是激励保障不到位,工作动力不够足。x村干部工资报酬相对较低,缺乏有效的激励保障机制,造成x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不足,工作动力不够,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稳定。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切实解决,势必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二、加强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在培养选拔上做文章,优化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推进农村牧区改革发展,关键在党,核心在人。我们要通过抓源头工作,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严格把握农村牧区基层干部的选用关,特别是选好“领头雁”,加强农村牧区基层组织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带动整体水平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严格标准“选”。这是解决“选什么样的人、怎么样选人”的核心问题。要灵活采取“两推一选”、“双推一考”及“差额直选”等方式,并逐步推开“公推直选”、“公推公选”方式,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能力,作风上过得硬,思想上能改革创新,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望”的人选进x村“两委”班子中来。要在选举前,对x村“两委”班子及成员进行全面考察,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类排队并及时向群众反馈,让群众根据每个干部的工作实绩,选好选准x村“两委”成员;在选举时,切实明确“两委”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并在候选人酝酿提名阶段公示,引导广大党员群众从村民根本利益和本地长远发展出发,严格对照资格条件,充分酝酿和推荐提名候选人,真正选出靠得住的x村“两委”班子。要采取适当方式,对候选人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防止那些品行不端、能力不强、作风不实、口碑不佳的人进入x村“两委”班子。

  二是加大力度“派”。要坚持“上下联动、定向培养”的机制,采取选派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苏木镇、x村工作、抽调机关干部驻村帮扶等有效形式,推动优秀干部融入x村服务管理。同时,探索开展选派机关单位优秀党员干部到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和贫困x村担任书记或第一书记,直接联系服务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在这一方面,近年来正镶白旗通过推行旗级领导结对包扶贫困x村,选派机关干部到后进x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选聘优秀民营企业家担任名誉长(村主任),安排试用期干部联系x村等具体举措,在畅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在教育培训上做文章,提高基层党员和干部的能力水平。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层干部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否坚强有力。要统筹规划、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丰富培训教育重点。要从农村牧区的实际出发,加强对x村干部的政治理论、市场经济、农牧业产业化、致富技术、经营管理、处理复杂问题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x村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法制观念。要突出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情形势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强社会管理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稳定的能力;加强道德品行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加强以党史党风党纪为重点的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引导他们增强党的意识,提高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

  二是创新培训教育形式。按照分级负责、分类施教的原则,把x村干部培训纳入整个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规划,坚持和完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基层干部实际的教育培训新途径新方法。实行组织调训与干部选学、集中培训与经常性教育、实体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培训方式,切实增强培训效果。采取巡回宣讲、流动课堂、送教上门等方式,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培训;通过“帮带”培训、现场观摩、案例教学等途径,促进学习借鉴和实践运用;积极组织基层干部到先进村实地学习考察,进行短期实践培训,不断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结合形势发展变化和基层干部特点,积极倡导和鼓励参加函授、成人自学和电大等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学历水平。

  (三)在管理监督上做文章,进一步规范农村牧区基层干部的从政行为。强调“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各项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特别是选好、用好、管好村两委‘带头人’,加大严肃查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工作力度,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保障”。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批示精神,对于从严治党、筑牢党的基层基础和战斗堡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是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针对基层有的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的问题,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并全面落实村级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党务公开、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在民主议事方面,健全和完善党员代表议事会和村民代表议事会为核心的“两议会”制度,特别要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在民主决策方面,进一步完善基层重大事务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x村“两委”班子联席会议制度、x村委会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在党务(村务)公开方面,不断完善公开的内容、形式、方法和程序。在民主理财方面,健全财务管理和民主理财制度,全面推行“村财民理乡代管”。20xx年,正镶白旗结合旗情,探索建立了x村“五议三审三公开”民主管理机制,使x村级党组织的决策权、党员的审议权、村民的决议权、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和落实。

  二是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孟子讲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就会有权力的肆意,监督是克制权大于法的有力武器。要建立健全以x村主要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x村干部述职述廉、民主评议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切实加强x村干部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工作。要扩大农牧民群众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权,特别是加大对土地草牧场征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等村务的监督力度。要制定x村干部廉洁自律行为规范,完善任前谈话、廉政谈话、信访谈话制度。认真开展x村经济责任审计,重视和运用好审计成果。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延伸到x村一级,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网络体系。

  三是完善基层实绩考核机制。要加强对农村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督查考核,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和取得的成效,做到有安排、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要建立健全对x村“两委”班子及成员的科学考评制度,逐步取消一些与经济发展、大局稳定关联不大的考评项目,科学设置一些符合农村牧区工作实际的考核评价措施,规范对基层干部的管理。要把农村牧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列入督查工作的重点范围,并作为基层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年度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考核效果。对于群众满意度不高、勤政廉政不佳的基层领导班子和干部,及时予以诫勉教育,督促整改提高;对不能胜任岗位要求或不能履行竞选承诺的,及时进行组织调整。

  (四)在激励保障上做文章,调动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处在生产第一线,肩负的任务重,面临的矛盾多,事无巨细全都管,非常辛苦。要建立完善以“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为主要内容的x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切实让基层干部感到工作有劲头、事业有干头、生活有奔头。

  一是在经济上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注重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把人、财、物等更多资源投到基层。将基层党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各方支持、农村牧区党组织自我补充的多元化基层经费保障机制。要坚持“造血”与“输血”并重,鼓励x村采取转变土地经营方式、培植主导产业、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争取项目资金扶持等渠道,着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鼓励财政性资金参与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

  二是在待遇上保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探索x村干部薪酬待遇正常增长机制,将x村干部所承担的责任及其所取得的成绩与其所应获得的待遇挂钩,建立x村干部“基础报酬+绩效报酬+奖励报酬”制度,激发农村牧区基层干部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同时,建立离任x村干部生活补贴制度,为在岗的基层干部解除后顾之忧。

  三是在政治上激励。按照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加大从优秀x村干部中选拔苏木乡镇领导干部、考录苏木乡镇公务员、招聘苏木乡镇事业编制人员的力度,拓展x村干部发展空间。要进一步畅通x村干部参政议政渠道,对政绩突出、议政能力强的x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长),积极推荐他们作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候选人。要分类开展选树、评比和表彰奖励活动,大力宣传能够发挥示范和导向作用的基层典型,形成学先进、创一流、争贡献的氛围。)